作者：金凌冰智纲智库广州战略中心总经理
编者按：客家（英文：Hakka），是南方汉族的一支，是中国汉族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民系历史悠久，人口数量庞大，分布面广，除了中国外，还分布在亚洲、美洲、欧洲、澳洲。客家人具备强烈的民系意识和勤奋好学的优良传统。客家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克勤克俭、喜好读书、精诚团结、有爱孝悌……
然而，关于客家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来的？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
一、客从何来？
在世界史的长卷中，公元3—4世纪亚欧大草原上的“小冰川时期”，千年不遇的大旱降临原本水草丰美的欧亚大草原，几乎毁灭了一个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伊甸园”。
为了生存，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铁骑四出，强大的战斗力几乎灾难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尤其是给当时世界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北匈奴人骑着战马，越过了欧亚大草原，引发了一场民族大迁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他们从中亚经里海进入了顿河、第聂伯河流域，征服了阿兰人、东哥特人，紧接着又横扫了黑海北边的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则横渡了多瑙河，摧毁了罗马军团。正是这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了古罗马文明的寿终正寝。
几乎于此同时，南匈奴人也离开了故土，开始了一场穿越欧亚大陆的远征。
南匈奴人出兵攻陷洛阳，不数年，又尽取幽州、并州等地，南取豫州，徙都邺城，控制了淮北，整个中原已落其手。而东胡族鲜卑，在匈奴衰落后，长驱直入，尽得青、冀、幽、并、荆、徐、司、豫诸州。氐羌族则趁机占据关、陇,驱兵东进，复胜鲜卑，西取凉州，南临淮水。
“衣冠南渡”，作为客家起源的第一次汉民族大迁徙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晋永嘉年间，由于五胡乱华和八王之乱，晋中央政权迁都至今南京，内地士民相率南徙，大致从晋、豫等中原地区迁至鄂豫南部和皖赣长江两岸，远者抵达赣水流域。
客家的第二次迁徙起于唐朝末年的黄巢之变，客家先民从皖豫鄂赣等地区再次南迁，进入皖南、赣东南、闽西南及粤东北。
第三次迁徙起于北宋末年的金人南侵，随后蒙古族入主中原，客家先民从闽西南、赣东南迁往粤东、粤北地区。
第四次迁徙起于明末清初，由于清兵南进，客家的一部分又从粤东北迁往粤中、桂、台、湘、川等地。
第五次迁徙起于太平天国失败及粤中的“土客之斗”，客家的一部分又向西迁至粤西、琼岛，甚至远走南洋、欧、美。
从秦征岭南融百越开始，历经西晋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等，中原汉族大举南迁并融入南方各省，经过千年演化，最迟在南宋已逐渐形成一支具有独特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形态的汉族民系。
今天的客家人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湖南、香港、澳门、海南、浙江、台湾等地，尤其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南洋地区，客家语还是当地重要的语言组成部分。全世界有客家人约万人，其中国有约万人，海外还有大约万人。客家，这个曾经漂泊无依的民系，如今已繁衍了近一亿人口，他们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和声望。
相较于民系概念而言，今日的客家更多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对比古罗马文明的覆灭，客家实质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重要象征之一。
二、客家民系在动态融合中彰显中华文化的韧性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是以不同形态的客家先民迁入赣南、闽西和粤东北这个大本营为基本前提，其上限应该在南宋末年及元代初年，下限则在明代中后期。
客家文化的成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东晋末年至北宋年间约余年，客家先民迁至中原文化区的南部边缘。但由于地理空间的接近和人口的局限，客家文化独特的因素尚不明显；
南宋至元末明初约余年，客家已大致定居于粤闽赣三角地域，客家的语言、民俗、观念等趋向成熟，客家文化获得稳定的发展；
到明代中叶至民国初年，客家民系的分布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其独特的方言、风俗、社会心理及其民系性格才充分发展成熟，客家地区的经济获得长期和稳定的发展，人口增加迅速，客家文化、教育和艺术渐趋成熟，政商学界人才辈出，客家民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不论是在粤闽港省际区域的客家大本营，还是客家继续向平原地区迁徙融合的广东增江流域的龙门、从化、增城，土客民系及文化的融合过程仍然可以在民俗及古村落建筑形式上寻找到端倪。
例如在增江流域香溪河的广东龙门县龙华镇就比较典型，这里既有集中式的土木结构夯土墙建筑的传统客家民居滩头古围、塘角埔围屋等较为典型的客家围；又有以进士第、碉楼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建民居住宅的广府文化特色和建筑格局的功武村五宅围。
功武村五宅围有沿中轴线上的五进五开间的进士第（俗称官厅），通面阔23.6米，通进深56.3米。头进面阔五开间，红砂岩石墙基，水磨青砖墙面，人字风火山墙，屋顶狮子、博古图案作饰，屋檐下墙壁置砖雕、灰塑。左右为廊通二进，中间为天井。二进名曰：菑畲堂。堂前有四条檐柱，覆盆八角柱础。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十三架用三柱后墙承重，后金柱间有木屏风，堂中悬挂一块木质“菑畲堂”横匾（菑畲，耕耘的意思）。三进为祖堂，中为祭祖厅，厅中有木雕神台，边框以木透雕挂落，左、右置房。四、五进为住宅房屋。四进设有宜休书室。
五宅围四周还筑有角楼、围墙。在五宅围后方的五宅古堡青砖砌墙，由于没有大窗户，只有数个小洞口作为采光的小窗眼，形似碉堡。当初修建古堡，就是为了防御，保护财产。据考证，五宅古堡是广东省罕有的、历史最悠久的、规模最大的碉楼式古堡之一，它见证了当年土客融合的诡谲历史。
客家人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华民族之精华”。客家人刻苦耐劳，他们在崇山峻岭中辛勤劳动、节俭生活、终于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和发展。尤其客家妇女们“鸡鸣起汲水，日落犹负薪”，她们不缠足，承担着各种繁重劳动。她们所表现的艰苦卓绝、吃苦耐劳精神和惊人的毅力，不仅为世人所赞叹，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客家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客家人开拓进取，各抱四方之志，不论从商、从军、从政或出洋谋生等，皆富有开拓进取精神。当年，许多客家人系一条裤带出门，在异域落地生根，奋发图强，成就大业。从古到今，散居在海内外的客家人，各行各业都不断涌现出具有创造开拓精神和卓越成就的客家人。既有当地的开埠奠基人，所在行业的开创者，或首屈一指的企业家、工商巨富等。
客家人勤勉好学，历史上南徙的汉人中不少是“簪缨世家”、中原士族，素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客家地区向来文化比较发达，子弟读书求学者极为普遍。据此前发现的广东督学彭邦畴嘉庆二十年（）所撰《重修梅州试院记》碑载：“州试院建于雍正十一年（），应试者日众。至嘉庆年间，嘉应五属共有3万余户，而州之应童子试者，不下万余人……士且得三分之一。”
在梅州的客家博物馆里有一个全国唯一的校长馆，校长馆里赫然列出驰名国内外教育界客家籍大学校长（书记、院长）等共余位，如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武汉大学副校长李国平院士、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美国威斯里大学理学院院长江元章、马来西亚国立艺术学院院长钟正山、香港南华学院院长钟鲁斋等等。
除了校长之外，客家籍院士也是非常了得，如客都梅州就培育出院士33名，占广东籍院士近四分之一，有中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黄子卿、医院奠基人之一钟惠澜、著名淡水藻类与水生生物研究专员黎尚豪、高分子化学家王佛松……
正是在客家人骨子里的崇文重教、勤勉好学精神熏陶之下，最终硕果满满，并推动家国事业发展。
客家人爱国爱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被迫南迁的过程让客家人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因而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极为敏感、关心。为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客家人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南宋末年，客家人文天祥起兵勤王，梅州蔡蒙吉率兵响应。梅州人民“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黄遵宪诗）。勤王失败，文天祥战败被掳后，面对元军的威逼利诱，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
清末朝廷腐朽黑暗，客家人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高举“三民主义”启迪民智，为改造中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为了救苦难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客家人叶剑英抛开优渥的生活环境，半个多世纪来投身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每每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上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由于战争、政治等综合因素使在大陆生活的汉民族主体文化渐渐消沉，而客家文化却以梅州为中心，向海外开枝散叶，显示出中华文明独特的韧性。
钱钟书先生说：“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历史如滚滚洪流，客家民系及客家文化也就是在南迁汉人与本地土著的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同时这必然也是一个裹挟着民间械斗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再分配的融合过程。
南迁汉人、赣闽粤交界区域的土著和参与融合的南方少数民族都是客家先民，他们原有的文化都是铸造客家新文化的重要构件。正是这个栉风沐雨、颠沛流离、艰苦生活，从迁徙到定居的的融合过程，铸就了客家人与生俱来的发展与创新基因。
三、客居处，山青水丽人美风景秀
客家迁徙的主要动因是躲避战乱，主要迁徙路线是沿水路而下，在主要水系周边不远处寻找生存机会，刻意寻找能够远离战争的、交通阻隔的边缘山区。因此，客家迁徙是一个主动寻求边缘化的过程。
客家迁徙有别于开拓性迁徙的后发性迁徙，为了避免在未站稳脚跟之前与原住民发生新的冲突，他们寻找的栖息之地主要是无人生活的山区或官家难至的行政交界边缘地带。
粤闽赣省际区域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叠嶂的群山与周边地区分割，形成了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又有助于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独特的民系个性。
“客家摇篮”赣州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是客家先民南迁重要的聚居地；“客家祖地”闽西龙岩是客家先民在文化里程中告别中原的终点和成为客家人的起点，是客家人的主要祖地、中转地和聚居地。汀州城被誉为“客家首府”，汀江河被称作“客家母亲河”；客家人到达“世界客都”梅州后，才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稳定性的客家民系。
在山脉纵横交错的粤闽赣三省交界区域，避乱的客家先民在这里修养生息，并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民系；后期客家人又以这里为基地，不断往外扩散，最终粤闽赣省际区域成为了客家人聚居人口最多、范围最广、地位最重要的“客家大本营”。
粤闽赣省际区域的客家大本营的形成是客家先民千年南徙中主动边缘化的选择，但今天的客家大本营却由于地处内陆，远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包括在本省核心经济区之内，一度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惑。
客家三市的人均GDP水平均低于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属于各省经济欠发达地级市；客家三州城市发展水平不高，集聚能力不强，城市化率皆低于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客家大本营三个地级市的产业结构比较相似，主要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产业，如矿产、冶金、建材、烟草等，支柱产业相对低端。
随着交通条件改善，今天粤闽赣交界区域客家大本营已经形成了高铁、航空、高速公路、港口“四箭齐发”的交通格局。昔日交通不便的客家大本营，已不再是难以进入的畏途，而是自然风光优美，生态环境良好的“世外桃源”。
在“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客家大本营，观光旅游资源多不胜数。例如，人称“粤东群山之祖”的梅州阴那山，山势雄奇，突起于梅江平原之上，奇峰峻逸，巨石峻峭，具有“神山、群峰、奇石、翠瀑、浮云”的特色；东江之源的赣南名山三百山有地脉、水脉、文脉优势，其资源品位组合度极佳；位于龙岩连城县的冠豸山因山形奇特，主峰形似古代獬豸冠而得名的冠豸山，因集山、水、岩、洞、泉、寺、园诸神秀于一身，雄奇、清丽、幽深，又被称为“客家神山”等等。
客家围屋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客家土楼是以土作墙而建造起来的集体建筑，呈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畚箕形等，各具特色，其中圆形如碉堡状的围屋最为引人注目。
客家围屋是客家人聚族而居的集合式建筑，因其体积巨大，堪称民居之最。最大的客家围屋内有四五百间住房，可容七八百人居住。
从历史学及建筑学的研究来看，御外凝内是对客家围屋所折射的文化最恰当的归纳。举族迁移的客家人不远千里来到他乡，选择一种既有利于家族团聚，又能防御战争的居住样式，同一个祖先的子孙们在一幢土楼里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并且共存共荣，共亡共辱。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客家人的聚居地，风味万千的客家菜吃过令人回味无穷。
客家饮食文化既受传统中原风俗习惯的影响，又受迁移过程中当地人文环境的影响。客家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较少，因此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侵扰，从而保留了客家饮食文化自有的特性。
客家人很讲究吃饭的礼仪，在筵席中繁文缛节尤多，无论是座位的安排，菜肴摆放的位置，还是席间挟菜敬酒都极讲究规矩，处处体现出别昭穆有序的伦理思想。
客家人择食多是“靠山吃山”就地取材，客家饮食的烹饪原料以牲畜、河鲜、山珍、蔬果为主，广取博采，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孕育出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融合当地土著文化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多元移民饮食文化。原汁原味，酥软香浓的客家菜，“无鸡不清，无肉不鲜，无鸭不香，无肘不浓”，如今在许多城市，都能发现客家菜的“身影”，招牌的客家盐焗鸡、客家酿豆腐、红烧肉、梅菜扣肉等，几乎成了聚餐必点美食。
尤其值得一提的把农业耕作当作是生存根本的客家人，创造了极具生活智慧的“客家米粄”。跨越千年的客家米粄记载着与客家人南迁的历史记忆，在不产小麦的南方定居，也带来了中原的饮食习惯，逢年过节都要包“饺子”。但定居到南方，客家人把当地种植的山芋、薯根等制成淀粉作面皮，用当地盛产的竹笋、香菇以及肉料变通制成形似“饺子”的品类丰富、形状各异的粄，作为节日贺岁食品。
客家大本营周边，分布着粤港澳大湾区、海西、粤东、环鄱阳湖四大城市群，有着上亿的富裕人口。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渴望逃离城市，享受客家大本营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品味客家美食的舌尖诱惑，体验客家文化中沉淀的中华文明礼义仁智信……
在今天这个美好生活时代，原来不利的生存环境已经消除，交通和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这一片被工业时代遗忘的角落，生态优势逐渐彰显，焕发出新的光彩，可以预见一波浩瀚强劲的休闲度假市场即将可能向昔日封闭的客家大本营涌去，只是不知客家大本营是否做好了准备？
今日的客家早已经是一个超越于民系概念的文化概念，这种文化既迥异于当地原住居民的旧文化，又不完全类同于外来汉民族原有文化，而客家民系就是这种文化的载体。随着封闭的地理环境被打破，视野和地域的扩展，客家文化也将从封闭走向开放，乡村走向城市，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束缚走向自由，从而再焕异彩。
客家文化来自年中华历史文明的淀积，来自大江大河迁徙的淬砺，来自偏僻山区恶劣环境的锻冶，来自父老长辈的言传身教，来自客属先贤光辉榜样的潜移默化影响。因而，客家文化保持着一种千百年来延续不断的韧性和内在张力，遇到战争和灾祸就保存有生力量，而在政治经济平稳发展的时期就重新焕发生命力。
姑且不论“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观点是否客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文化正在影响世界。中国已成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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