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渔兄：
实在抱歉，这封回函，几近耗费了一个季度之久。如同人与人之间，长时间没有接上对方的话语，就会陷入失语的状态，终究不知如何开口的尴尬。这封信曾写过三个开头，奈何世事如气候，转瞬即逝。第一次开头时，恰逢天气从41℃的烈日灼人骤然降至18℃的寒意袭人；第二次重写之际，气温在一天之内从32℃直接腰斩一半，白天是暑夏之热，夜间是秋冬料峭；如今提笔，已是寒冬腊月，白昼暖阳也难耐冬夜之寒。气温改变，直接作用于身体感受；时代转瞬，社会肌理随之更迭，个人遭遇如千帆过尽，内心同样漂浮不定。身体遭殃之时，酣睡似乎显得有理；内心糟糕之际，岁静反添兵马之感。
近期总是充斥着各类诡异之事，刷屏的某些文章让朋友圈显得单调匮乏，每每点开却让我自身感到尴尬。原来，大家都不过是在寻找一位拙劣的代言人。对于世事，说肯定比不说更好。然而，我也略感不安，似乎同时也在见证着阅读趣味的整体下滑，无论是文字审美还是语言密度，抑或是否刺激新的思考，这些年来似乎越来越难以读到真正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字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去：常识当然需要不断被重复，但当大部分人仅仅满足于常识之际，多少让我对这些年的整体阅读趣味感到困惑。
这种困惑的尴尬，特别像是英国老编辑戴安娜·阿西尔在回忆录《暮色将尽》中所说的那样：“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牙牙之语，尽管我能意识到自己这种有意忽略没什么可骄傲的，我只能说，自己内心深处某个愚蠢的地方非常坚持这一点，让我从未有可能纠正这一行为。”但我也深知，当朋友圈刷屏之时，哪怕语言再拙劣，问题却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尽管它们更像是牙牙之语，也并不认为毫无意义，但我隐约感受到某些要求正在不断下坠。
《暮色将近》，[英]戴安娜·阿西尔著，曾嵘译，后浪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年7月。
不问世事，会让人不知世界何在；总陷于其中，又让人心生不安；偶尔的回撤，也让人略感焦虑。这种复杂的日常情绪太过吊诡，真羡慕那些能够一直游于其中之人；较之于此，我倒更想做一个游离之人。“介入的旁观者”身份，并非能够轻而易举获得，飘忽不定总让人眉锁愁云。能够在这种时代的晕眩感中其乐融融，似乎本身也非常生疑，很可能自身已是晕眩的一部分。
一直游于其中的状态，会让人想起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中那位把自己照片收起而挂起他人照片的老人家，他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而选择隐藏自己的生活，既对自己进行掩埋，也对他人进行隐藏，如履薄冰地害怕失去当下的状态，选择了掩埋自身而借助他人来展示和维护某种易碎的状态。审视自我便会腐蚀这种状态，故而他隐藏着太多本该属于他的，但或许他丢失了更多？
我个人挺喜欢古尔纳的作品，他所书写的主题虽然常见，但那种对身世与周遭的敏感，有着一股时刻审视的焦灼感。曾与你谈过我曾很少读文学书，如今反而沉在小说里，细想这跟环境有关，小说传达的“不可言”与“难以言”，形成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共鸣。古尔纳的作品，总是充斥着这种生活与情感中的“不可言”与“难以言”；他将这种生活状态形容成“被堵塞的马桶”。或许，我喜欢阅读他的作品，也是在寻找自己生活的代言人？
《最后的礼物》，[英国]阿卜杜勒拉扎克·格尔纳著，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9月。
古尔纳的《赞美沉默》，讲述的是一个被迫离开反殖民革命浪潮下的年轻黑人，在英国读书时认识了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叛逆女儿，是一个意欲逃离无聊中产生活而不得的中产之女。俩人在读研究生时就认识并未婚而生育一女，未婚先孕也是叛逆的表现之一。但，面对老丈人的老牌殖民论调和岳母的中产生活方式，身为流亡者的黑人身份与两个家庭之间的门不当户不对，让他内心变得非常敏感。为了应付敏感的内心，让自己不太陷于自卑或为了让自己感到自身并不低人一等，他借助腹语般的暗自嘲讽来抵抗外界对他的刻板印象。
未婚先孕，又让他无法向非洲老家的父母开口谈起自己的家庭生活，不仅因为原生家庭的观念落伍，也因为宗教和家族等因素，他开始不断编织收到非洲来信的谎言让妻子开心。但由于他很多事情无从说起，导致他与妻子之间陷入了沉默。拒绝了心扉，逐渐不愿对话，便意味着彻底冷漠的开始。他准备返回非洲，去寻求解脱之法，让自己能够拯救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家族的故事能够在询问追寻中逐渐清晰起来，再将真实的家族故事讲述给妻子以挽救沉默压抑的生活。
但当他回到非洲时，当年的同学都成了革命后的权贵，反而认为他做了殖民帝国的顺民而抛弃了自己的人民，宣称他迷失了自己，大意如同“没有非洲你什么都不是”，希望他回头是岸，留在非洲与权贵朋友们一起“建设新国家”。最终，他拒绝了。返回英国后，当他准备在鱼水之欢后与妻子讲述这些年沉默的心事时，妻子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在他离开英国飞往非洲时，她已经有了其他男人。而他已经告诉家里，他在英国与一个英国女人未婚先孕，于是家族开始驱逐他，认为他背叛了家族。在失去妻子和失去家族的双重重压之下，他陷入了沉默，想起飞机上遇到的某位独身少妇，那是他唾手可得的猎物；他想给她打个电话，但最终没有打过去，因为他“多么害怕扰乱这份易碎的沉默”。
《赞美沉默》，[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著，陆泉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9月。
一场正直、敏感、懦弱而失败的中年危机，一场自己亲手制造的自我互搏悲剧，一个无论在哪都感觉不受欢迎的异类：不仅是故土与记忆的流亡者，也是国家与生活的双重难民，哪怕在经历了背叛式逃离之后，动荡生活所造就的敏感内心，让他既难以坦诚面对逃离后的生活，也难以从容面对故土亲人的期待，还得面对忍看朋辈成权贵的局面，尽管他们过着永久性丑闻般的生活，世俗的眼光反而嘲讽健全的失败者……
人的一生，或多或少终归都会遭遇着不同事物的“易碎沉默”，说出来又像是矫情，不说出来又很容易陷入自我反噬。古尔纳书写的非洲移民在伦敦的生活及其感受，我之所以会有着这种强烈的共鸣，便在于它非常像我自己所经历的那种流亡感：我们这几代人背井离乡，在北上广或省会扎根生活，卡在古老的乡愁与现代的文明之间，无论选择哪种都显得拙劣，稍微审视之下便有点像是孤魂野鬼般的心灵流浪。尤其在阶层跃升方面越发艰难的情况下，公家饭碗成为全民的目标，局里局气成为新一代追捧的对象，我们这一代人要耗费比你那一代人更大的力气，才能与人“坐在一起喝咖啡”；否则，运气稍加不妙，生活就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迷惘感，自己看自己都略生恨意。生活，永远是最难应对的兵荒马乱。
古尔纳那种中年危机下的失败生活，诸般的不忍言说逐渐地把人拽进了生活的泥淖，持续地过着沼泽般的生活，被吞噬的往昔生活终究吞噬了往后的生活，时刻自嘲与讽刺的心唇，终究难敌自我的“敌意”：忍看朋辈成权贵，暗笑己身是异类，自我的内心成了生活的敌意，现实难挨而又无法逃离。他笔下的移民特别像我这一代人，如同病变的流氓一般，在国界之内、省界之间过着多重意义的流亡生活。有时候，必须杀死那个自己认识的自己，才能找到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但在唾手可得之际，又怕扰乱这份精致的迷惘。有时候想，如果能将这种因自我的敌意而产生的流亡感转变成流放感，或许能够在既不宽恕的状态下稍微放过自己。
姊妹篇《最后的礼物》的男主人公是《赞美沉默》里主人公母亲的哥哥，一个突然消失的黑人水手：在故事开端，黑人水手于中风弥留之际开始试图将自己沉默了三十年的身世秘密告知与妻子：黑人水手曾在非洲结婚，但在孩子六月大时抛妻弃子，因为他发现自己与富家女结婚纯粹是一场骗局，之所以那位在读书期间因阳台看了一眼就生情的女子及其父母会答应这门婚事，很大程度竟是因为姑姑收了对方的钱而让他“喜当爹”，且婚后门不当户不对导致的奚落感让他更是毫不犹豫地逃离了非洲；所以，水手是在抛妻弃子没离婚时与现任妻子再度私奔的。然而，未能想到的是，妻子也向他保守了一个三十年的秘密：她之所以会选择与他私奔，是因为她在家里会遭遇表哥的猥亵强暴，却反被诬陷为自己勾引表哥。三十年的彼此沉默，把彼此的人生卡得如鲠在喉。很多无从诉说的，是否真的有必要坦承？如何坦承？何以坦承？坦承后呢？
《缺席的城市》，[阿根廷]里卡多·皮格利亚著，韩璐译，四川文艺出版社，年7月。
就像《赞美沉默》的结尾用马桶的历史进行点题，《最后的礼物》借助黑人水手子女碰到的一位孤寡老人形成回旋式点题——就是开头说的那位把自己照片收起而挂起他人照片的老人家。老人的故事，足以单独成篇，让人回味无穷。老人也是为了不向自我坦承而选择悬挂他人的照片：这些照片只是一个诱饵，以一种遮掩现实的方式给出一种叙事，借此避免另一种叙事。
但如此孤寡、举目无亲之人，即使采取这么一种遮掩，又是怕谁看见呢？无亲无故的他，谁会来这无人问津的老房子里解读他的人生呢？老人说：“有时候，我会假装有陌生人走进屋里，请我揭晓照片背后的故事，因为他或她会假定这些都是我的相片。我想象着自己说，是的，这些是我的照片，可我已经忘了里面是何许人，又是在何处拍的了。想想看，不管是谁听到这样一个故事，都该觉得有多荒唐。我不禁想，这种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会不会在到达某个阶段之后，发现你人生中所有的留念之物都对你缄默不语了；你环顾四周，发现你已经没有故事可讲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此刻并非同这些既无名亦无回忆的物件在一起，好像你已经不再置身你人生的零散碎片中间，好像你并不存在。”
但当他亡妻的名字被人道出之后，他把头扭向窗外，望了许久：“又一个老人在雪藏他的记忆。”随后，老人翻出一个破旧的袋子，从中取出了亡妻的照片：“帕特死后，我把它们全部摘下来了，因为它们让我悲伤，强迫我的头脑去思考那些给我制造痛苦的事情。它们还会干扰她在我脑海中鲜活的形象。我宁可她以各种不同的面貌，突如其来地显现在我眼前，也不愿意她用那种一成不变的神情看着我。这一切太突然了：过了那么多年，她说走就走了，没有人陪我说话了。有时候，当我陷入自己究竟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思考中时，心中还会惊诧不已。”
在故事的最后，老人终究坦白道，他的妻子其实曾是他朋友的妻子，与其说他勾引了她，毋宁说她把他带上床，以至于无法掌控地在一起了；也因恐惧和内疚，再也没有回过老家看过父母：“这些年来，每当有人问起我在这里生活了多久时，我都感觉像是在坦白一桩罪行。”真实的照片隐藏起来，悬挂的是他人的照片，如此便如乔装打扮一番后走上大街，躲避他人的目光，掩饰自身的想法；除此之外，也能将自己故事挪述成他人的故事，看看世界如何用另一种眼光瞧你。
人生在世，总是在注视与被注视之间，在感受与被感受之间。不管是“我是谁”，还是“你是谁”，都逃离不了他者的凝视和自我的想象。米兰·昆德拉的《身份》以爱情为外壳，谈论的是生活中的我们常常陷入身份与角色之间的缠斗。我们每个人的身份都会给对方带来某种程度的误读，进而形成期待后的碎裂，在臆想与现实之间相爱相杀，终究在撕扯过后才确认夜色下究竟哪盏灯火最能给予安全感。隐藏的想象总是不太安分守己，总在现实里制造新的期待或逃离旧的危机。生活正是挣扎在这种脆弱感下的兵荒马乱，某种程度我们是自己制造的自我流亡者。
说来也怪，在经历了这段时间狂轰滥炸的评论文章之后，我对这些刷屏的文字有着某种恨爱交加的排斥感。这些年，我们着眼于各种新闻报道，凝视那些被广为传播的事件主角，但越发难以看到那些平凡个体的个人叙事，仿如新闻事件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代言人。在每天醒来后，总是阅读着均质化的评论和诧异感的新闻，我们好像裹挟在集体公约的叙事漩涡，好像越来越难看到个人的声音，如同自我在逐渐消亡？我之所以逃避到文学小说中去，便是为了自我解救，为了在集体漩涡中重新寻找一些陌异的思考，重新刺激自我在生活中的感受力。外界与内心，似乎形成了强烈的夺取之势，这多少让我想起了老兄在上一封信中所写的那句话：“在各种无知中，我最想减少的是对身边事物的无知，而这又是最难的。”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叙述比评论更重要。较之于评论的政治正确与集约表述，叙述更具民主性质：没有鲜活的个体讲述或记叙，评论所抵达的会短浅，讨论所囊括的会缩小，探讨所发掘的会搁浅，文字所表达的会固化，转发所认同的会成为按摩，只有更多细节的描述、事件的记录和声音的存底，才能更好地发现何为评论之所需、所在与所是。尤其是当社会话题进入垃圾时间后，在经历了惊诧和疲惫的心理状态后，很容易滑入刻意性的姿态；循环反复的话语腔调，会让人丧失历史的时间感，进而培育了内心的空虚化。长此以往，书写者与阅读者之间就构成了无形的同盟：我知道你想读到什么，而你也知道我会写什么……
叙述的民主性，就像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在《缺席的城市》中所写的故事。马塞多尼奥在担任检察官时，就开始不断搜集奇闻异事和记录传说故事。他说：“每段故事都有一颗简单的心灵，好比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男人。但我还是觉得，它们更像女人，因为它们让我想起《天方夜谭》中给国王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山鲁佐德。”在他搜集故事的那几年，马塞多尼奥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妻子仿佛还活着。因为在他看来，她是永恒流淌着故事的合流，是让记忆保持鲜活的永不休止的声音；因为和她在一起，生活就会产生故事，不断制造记忆。所以，他用搜集故事的方法，用讲述故事的方法，构建了一个自己可以与妻子永远生活在一起的世界。后来，他还制造了一台可以不断自己生产故事的文学机器。
在他笔下的阿根廷，人们活在想象的现实之中，因为政府不仅建立了现实的政权，还建立了精神的政权，“我们所有人都遵循他们的思考方式，我们想象着他们想让我们想象的东西”。然而，故事不仅能够拯救逝去的记忆，它还对活着的人产生引诱之效。故事的诱惑，引来了警察的目光，因为故事的诱惑能力会让社会话语进入不稳定状态，无形之中也会召唤出历史的记忆。哪怕摧毁了那台文学机器，也得继续搜捕流传出去的副本。然而，“这些故事将会变成内在于每个人的隐形记忆，这些记忆才是真正的副本。”
《错乱》，[萨尔瓦多]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著，张婷婷译，花城出版社，年5月。
在后浪出版的这套“西语文学补完计划”丛书中，萨尔瓦多作家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的《错乱》同样讲述的是记忆编纂的故事，它取材于危地马拉天主教会于年发起的“历史记忆恢复计划”。一位因偶然因素而流亡他国的犬儒主义作家，为稻粱谋而编纂内战期间针对原住民的大屠杀记忆资料。由于题材敏感且现实压抑，他想用诗性美学来寻求安慰，或借感官享受来逃避恐惧，终究不能逃出恐惧的漩涡。身体内外的恐惧感，如影随形地掌控着日常生活，任何见闻都显得魔幻而荒诞，日夜啃噬着脆弱的内心，当恐惧的重负压垮自身之际，历史的悲剧恰好上演在他身上。尽管恢复历史记忆之人惨遭厄运，编纂之人因被破害妄想症而逃离他乡，历史档案终究还是留存于世、公之于众了。
写到这里，已是年关之际，想起老兄曾每年都会梳理编纂年度文化纪事；如果能够将之常年持续下去，未来或许会称之为“王晓渔版文化年鉴”。看似杯水之辞，实则波澜之阔；多年未见纪事，而今甚是怀念。想想，不仅这年鉴多年未见，我们也已多年未见，不知来年是否有机会再一起吃着火锅瞎唠嗑。想起你每年春节都选择逃离，不知这个假期又将前往何方？
严步耕
年12月25日
步耕兄，近好！
这几个月太过跌宕，如同变幻的气候。我的年底，以意料之中的卧床而结束。家中有上半年被封控时收到的抗原，我没有检测，因为结果可想而知。年底是上海的感染高峰期，我居住的社区安静得异常，室外活动的只能看到鸟和猫，几乎没有行人，仿佛回到上半年的那几个月。
但在被封控时，可以看到对面楼栋的窗口或阳台有着一张张面孔，茫然或若有所思，从这些面孔也可以看到自己所在的楼栋，一定是一张张同样表情的面孔。这次，窗口和阳台都见不到人，很多人家在白天窗帘紧闭。隔壁学校已经停课，广播的声音会按时响起，操场上空无一人，未免怀疑自己幻听还是幻视。
我这次的症状尚属轻微，主要是浑身发冷，嗜睡，偶有咳嗽，鼻子在塞与通之间来来回回。手边有正在读的《约翰·济慈传》（W.杰克逊·贝特著），暂停了几天，这本将近页的书实在太重了，捧不起来。其间也有过眼睛酸痛，没法看书，找到袁阔成先生的在线评书《水泊梁山》，每天听一两回。少时不常听评书，但读过《大闹大名府》，是袁阔成评书的整理本。
《约翰·济慈传》，[美]W.杰克逊·贝特著，程汇涓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8月。
症状减弱后，疲惫感持续了很长时间，有新的疲惫，也有旧的疲惫。前段时间，每天都生活得很仓皇。无法出门的时候，暂且不说；能够出门，也需要精密考量，尽可能不去大规模的购物商场、不去公园；在最紧张的时期，甚至尽可能不去公共厕所。不仅是扫码麻烦，每次扫码进入这些场所，都会增加被密接、被“时空伴随”的概率。但是，这种精密考量仍然不过是冒险，主要是运气在起作用。直至不再集中隔离，算是稍微松了口气。
有感于普通的行途或归途常会成为莫测的险途，去年以王焕生先生的译本为主，对照阅读了杨宪益先生和陈中梅先生翻译的《奥德赛》（杨宪益译为《奥德修纪》）。读时常常陷入条件反射，如果奥德赛遇到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等等等等，会怎么办。想来想去，奥德赛也没有办法，只能老老实实买智能手机，让雅典娜帮忙注册APP。奥德赛一路有雅典娜帮忙，十年有七年与女神卡吕普索一起度过。这几年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司机们，比他艰苦多了。一名不是英雄的凡人，在途中和家中遇到的问题不会比奥德赛更少，绝大多数凡人只能依靠自己，没有什么雅典娜。
《奥德赛》。
最初购买厚厚的《约翰·济慈传》，没有打算通读。想了解他的“消极能力”（NegativeCapability，又译为“消极感受力”），读了一章，慢慢把整本读完了。何谓“消极能力”，学者们有很多讨论。济慈是在给弟弟的信中谈及，没有具体展开。简而言之，作为一名写作者，需要在“消极”中获得“能力”。
写作者常常敏感，这是从事写作的前提，迟钝则难以写作，但写作者又容易在对负面情绪的敏感中丧失行动力，陷入“精神瘫痪”的状态。如何保持敏感却不沉溺于自我的悲情，如何在消极、负面或仓皇中获得生长性的力量，这是写作者的修行，可能也是活着的修行，哪怕并不写作。济慈说到“无我”，不是要把“我”融入另一个宏大的概念，是要摆脱对自我的放纵与沉溺。兄说到的古尔纳小说里把自己照片收起而挂起他人照片的老人家，不知是否在尝试济慈的“无我”？节制、反讽、偶尔的狂欢，或许也可以提供帮助。
在被封控的时候，有时会羡慕因为没有了行人显得格外自由的麻雀、乌鸫、斑鸠和椋鸟们，但这种羡慕忽略了鸟儿下一刻可能被猫捕捉，或者有着其他的噩运。羡慕捕鸟的猫吗？野猫的仓皇不会少于人类，羡慕那些饱食终日的家猫吗？可是，这恐怕又要回到庄子和惠施辩论的题目：子非猫，安知猫之乐。每次家中无人，回家后，平常又皮又熊的猫总会乖巧得躺倒翻出肚皮，或者狂奔几个来回，这不仅是兴奋，也是释放独自在家时胆小如鼠的惶恐。越说越远，已经和济慈没什么关系了。
兄说到“曾很少读文学书，如今反而沉在小说里”，我也有相近的阅读历程。此前的阅读漫无边际，近些年在有意识地收缩，聚焦在文艺尤其是诗学领域。说来惭愧，虽从事文学研究，我最初缺乏阅读小说的热烈兴致，对叙事的需求主要通过阅读非虚构类的史书满足（并非说史书里没有虚构）。
或许是有经验与思维的缺失，我对情节缺乏敏感，一部小说读过两三遍，常常忘记主要事件和人物关系，只记住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水浒传》是少时的最爱，属于例外。但对《红楼梦》很隔膜，仿佛李逵进了大观园，两把板斧无用武之地，还不如呆霸王薛蟠懂得人情曲折。白话文学张爱玲的小说，有些读过许多遍，知道好，却不解其中人情。
87版电视剧《红楼梦》。
转变发生在有次读《十八春》时，读着读着似曾相似，以前又未曾读过，想了想，是读史书的感觉。不是说张爱玲把小说写成了史书，是她熟谙宗法的情感结构，家国同构，把家族写得纤毫可见，也就写出了王朝的运作逻辑。张爱玲深受《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影响。接着，我把《红楼梦》当做一部中国通史，就有些读通了，反复读两三遍，回到情感的微观层面，对人情世故也有了些粗浅的认知。
再读《金瓶梅》，更是惊叹，写尽凶残、敌意、贪婪、嫉妒、世故、无奈、虚无，却没有到此为止，最终写出了慈悲。哪怕删节本（但不必删节），也可以与相近时代的《巨人传》、莎士比亚戏剧、《堂吉诃德》并列。于是，《水浒传》又成了一部从未读过的新书，此前对细节已经足够熟悉，仍然发现自己遗漏了太多。感谢这些小说，使我在经验与思维上的缺失获得一些弥补，也更新了我观看人与物的方式，不是治愈，是提醒着要与仓皇共存。
说来很有意思，偏爱《水浒传》和偏爱《红楼梦》的读者，是两类差异巨大的群体，《金瓶梅》却能将两部迥异的小说联结起来。《金瓶梅》由《水浒传》节外生枝，又催发出《红楼梦》。没有《水浒传》，仍会有《金瓶梅》，只是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名字会有更换；但没有《金瓶梅》，是否会有《红楼梦》，可能需要存疑。
饮食男女与家国天下常为表里，史书随处可见小说情节。此前读到《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霸主齐桓公，与夫人蔡姬在船中玩耍；蔡姬水性好，故意摇船，齐桓公喊停，她仍然摇啊摇；齐桓公很生气，把蔡姬送回了蔡国，却未断绝关系；蔡国也很生气，就让蔡姬再嫁了；齐桓公更加生气，带着诸侯把蔡国打得落花流水。（“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
最近读《后汉书·酷吏列传》，酷吏黄昌与妇失散，多年后偶然重逢，妇说出黄昌“左足心有黑子”，两人相认，如奥德赛凭腿上伤痕与旧人重识；有妇人常升楼观黄昌，黄不喜欢，收监杀之，仿佛一个反面西门庆，却比西门庆的恶更深。（“初，昌为州书佐，其妇归宁于家，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人妻。其子犯事，乃诣昌自讼。……对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当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还为夫妇。”“县人彭氏旧豪纵，造起大舍，高楼临道。昌每出行县，彭氏妇人辄升楼而观。昌不喜，遂敕收付狱，案杀之。”）黄昌、奥德赛、西门庆经历各异，却都有着深情与无情，深情与无情有时相克，更多是相生。
读史容易让人有使命感，也容易有虚无感，两者合一，又会被焦灼的火焰席卷，或跌入厚黑的深渊。近年读诗和小说较多（读史也是在读诗和小说），使命感和虚无感都在减少，在生存与生活中挣扎耗费了很多时间，余下的细碎时间适合辨识草木，辨析相近词语、符号、叙事的差异，获得微弱的、转瞬即逝的确定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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