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时客户端-钱江晚报记者张瑾华
周日晚上7点，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三楼的活动空间济济一堂，很多读者慕名而来，为一睹著名文化学者郑培凯先生的风采，听听这位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在美国各大学任教过，如今跨界台湾香港内地“两岸三地”的文化人的洞见，郑培凯先生心目中的“高尚的快乐”，是个什么样子。
郑先生说话温厚，语调不紧不慢，声音洪亮，举手投足间，给人彬彬有礼的谦和印象。郑先生和他的老友白先勇、李欧梵一样，都是台大外文系出身的。现场有个花絮，他身上的棉麻布唐装引起了90后读者的兴趣，问郑先生的着装是否也是因为他是搞国学的，郑先生开心地说，他那时候在外文系穿长袍走来走去，说是因为多年来不习惯于打领带穿西装，中式服装令他觉得自在舒适，也有正装的感觉，所以他一穿就是几十年的这个风格了。
说到传统文化，郑先生表明自己的态度，唐装挺好的，但有些“训蒙读物”，他觉得就是垃圾，没必要叫小孩读，因为都是教小孩乖乖的，他风趣地说，小孩嘛，就不该乖乖的，小孩活泼点不是挺好吗，只要不做坏人。
说到“娱乐至死”，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假如有人真的要“娱乐至死”，也没法干涉，只要不犯法。但如果天天啤酒炸鸡式快乐，大家都这样沉浸于那些容易沉迷的东西中，这样的话就不是个人问题了，而是社会问题了，因为这样的话社会会停滞，郑先生说，“我并没有说感官愉悦一定是低下的，但商品化的倾向，我对此是有意见的”。
2个多小时钱报读者会的分享，在这杭州美好的春分节气，现场读者们也跟随郑培凯先生天马行空的“文化漫游”，做了一次语言和文化的愉悦之旅。活动结束后的签售环节进行了1个小时，单行空间准备的郑先生的新书《高尚的快乐》全都卖完了。
郑培凯先生的三本随笔集《游于艺跨文化美食》和《高尚的快乐》，一部主要谈美食文化，一部主要说历史，已经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即将出版的随笔集《谁共我醉明月》，是郑先生的“文学随想录”。
郑先生是不折不扣的美食家，跟香港著名专栏作家蔡澜一样，吃遍天下，品遍世界各地的美食，郑先生说，他跑世界各地，一爱逛旧书店，还独爱去各地的菜市场晃荡，接一身柴米油盐气，则喜洋洋矣。这次到杭州，正适江南春笋季节，在杭州吃的春笋，又给“吃货”郑先生留下了美好印象。他谈到以前来杭州时，去过龙井村吃过农家菜，清蒸鲫鱼和油焖笋带着春雨江南的气息，吃起来像吟咏着范成大的诗句。他曾见一位老学者，相谈甚欢，而清明时节的春笋步鱼是郑先生最爱吃的一道菜，吃得满嘴烟霞，把清明时节水光潋艳的西湖烟波和苏堤边的桃红柳绿都比下去了。
郑先生爱苏东坡，也研究过苏东坡。钱报读书会前一天，郑先生在浙大开讲座，讲苏东坡，这位最有名的杭州太守，不仅爱吃红烧肉，也爱大啖江南的竹笋，和郑先生有同样的爱好。郑先生说到苏东坡被贬黄州后，还写了一首诗，庆幸黄州有笋子吃。
一味春笋令郑先生侃侃而谈，从杭州的笋，说到各地吃笋的习俗。从会不会“发”又说到了广东人最爱吃鹅肉，说到了朱元璋送徐达吃的蒸鹅，徐达含泪吃下去就死了。这不是四月湖上的烟霞了，而是直抵王朝历史的凶险处了。
杭州的楼外楼和奎元馆，也在书中被郑先生点了名。奎元馆的面，也被郑先生写进了谈美食的书中。他的印象中，几十年间，奎元馆的片儿川，也经历了从好吃，到不好吃，再回到好吃的沧桑，在郑先生看来，杭州老字号奎元馆的那碗面，或许也是时代沉浮变迁中的一页“背书”。
郑先生特别提到了遂昌的笋。因为研究汤显祖的关系，他去过好几次遂昌，参加过几次研讨会，他说汤显祖做官的这个地方，县城一直是没有城墙的。汤显祖当县令的时候，老虎下山吃人，他打虎之前，先去山神庙告诉山神，写了很好的文章。在汤显祖5年县令任期，打死过10多只老虎。郑先生觉得遂昌是个有意思的地方，遂昌有很大的竹笋，也是汤显祖爱吃的。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诞生四百周年的时候，郑先生曾带队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去英国演出，受到当地人的欢迎。郑先生说晚明在文化上很开放，王阳明学派发展了，讲到了个人的“主体”，在欧洲，正是文艺复兴之后，新的气象是当时也是从文言的拉丁文转成从通俗的白话文，文化上也在开放发展中，这两位大作家的中西名著，确实也有共通之处，他们两人面临的世界史的格局是相似的。
郑先生借此诠释了他对“感官的愉悦”和“高尚的快乐”的看法。他说，在汤显祖的剧本里，有很多讨论情色、讨论肉体感觉的东西，郑先生借此说，感官的愉悦是不可避免的，人接触世界上任何东西，第一就是感官，现在有个词叫“娱乐至死”，如果沉迷在一个很低的层次里时，而且这种快乐不会持久，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像吸毒一样。《牡丹亭》里有情色，但整个戏又不是情色和感官的，它讨论的是自由的问题，是超越低层次的快乐的。“感官的愉悦”和“高尚的快乐”是连在一起的，但人生只在感官的层次，也是很无聊的。
从美食说到了电影。郑先生吐槽了好莱坞。好莱坞电影曾经有阶段是很好的，现在的电影每一部都差不多，特技为上，也是“娱乐至死”，而有文学底蕴的电影就是不一样。
郑先生谈到李安导演，他把中国文化里的”食与色“都拍到了。李安的《饮食男女》拍得很细，很中国，《色，戒》是有探索性的，是导演对于一些禁忌的探索，比如早期的《喜宴》，拍得很含蓄。李安在上海拍《色，戒》时，邀他去看拍戏，李安是个极其认真的人。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作品中，李安的《色，戒》是拍得最到位的。他把张爱玲的一个短篇小说的框架，用一部电影的容量表达出来了。李安先请人将张爱玲小说翻译成英文，再请好莱坞写剧本的高手写成电影剧本，再请人将剧本翻成中文，剧本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很考究的。他希望的不仅是中国人看得懂，他也考虑国际视野，并带进了李安式的电影语言，他很拼命。
对艺术探索的人来说，有禁忌的东西都是有兴趣的，有挑战性。李安拍《卧虎藏龙》，跟郑先生探讨过要拍不同的武侠，他给出了不同的，超越过去所有武侠片的影像的东西。
说到武侠，郑先生说他比较李安的，但像徐克的也很有意思，他拍的武侠片，有一种“神魔”的感觉。
他也感叹像李安这样一个中国人，完全做到了对跨文化表达的抵达。他不仅能拍中国文化的东西，能拍美国价值观的东西《冰风暴》等，也能拍英国古典名著简奥斯丁小说改编的《理智与情感》，拍得非常好。
郑先生虽然说自己现在不研究电影了，但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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